姓名是人类社会最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之一。

　　在当代中国许多重大活动中，都以姓氏笔画多少来确定先手次序。这里的姓氏就是指姓。在中国古代从无姓氏到有姓氏，到姓氏合一。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

　　姓，表示妇女时代相传的血统。从象形的概念上讲，“姓”乃“女”，“生”两个子组成，体现了母系氏族当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迹象。

　　氏，则是到了父系族社会时才产生。它最初是表示部落支系的居住地。“姓”成为大部落的标志；“氏”主要指小的派生的族。对于姓和氏的关系在《左转·隐公八年》记载有众仲的言论“天子建徳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谧，因以为族。官有世功，则有官族，邑亦如之。”宋朝郑樵在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载道“三代以前，姓氏分而为二，男子称氏，妇人称姓。姓所以别婚姻，故有同姓、异姓、庶姓之别。氏同姓不同者，婚姻可通；姓通氏不同者，婚姻不可通。三代之后，姓氏合二为一，皆所以别婚姻，而以地望明月贵贱。”以后姓名相连，姓逐步成为氏族、家族等共用的符号，而名则是社会交往中个人使用的称谓。

　　老子说“无名万物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”；《荀子·心术》说“物固有形，形固有方”有名字则万物有别，有别则有各事物精确的概念，才能表达万物间彼此的感情，确定自我。儒家鼻祖孔子说“名正则言顺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”。这足以证明“名”之重要性。

　　关于姓氏的言论看法文献颇多，有古老的《尚书》；战国的《左氏转》；汉代王符的《志姓氏》；唐代李世民主修的《氏族志》；宋代郑樵的《氏族略》明代凌迪知的《万姓统谱》；清代张澍的《姓氏寻源》等等。对于姓氏、姓名判断的渊源，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人们已将姓名与治乱兴衰联系在一起。到汉代已有把姓氏（指姓）五音与住宅吉凶联系在一起；到南朝刘宋皇帝时期，把八卦引入儿女命名范围，这在《宋书·后废帝妃》中亦有记载。有史料记载，在一千多年前就有姓名笔画多少来预测吉凶，为新入佛门的弟子明名的现象。可见历朝历代对姓氏研究和吉凶判断的深入性、广泛性和重视性。直到民国以后，香港著名命学大师韦千里先生曾韦命名的法则收集了许多资料。他说“世俗，婴儿出世，辄取一吉利之名字。或有时运之不济之人，换一新名，以翼转机。”他的看法完全是根据八字喜忌论命名，主张由字义、字形、字音之五行补八字之不足。而目前流行的姓名学，则是日本人根据中国的河洛理数、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以及音韵再加上长期繁琐而复杂的统计，推演而成。这个流派大约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（公元1893年）时经占术家佐佐木盛夫的提倡而兴盛起来。一直到1918年后，有熊崎健翁加以整理归纳后，才创出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姓名判断学，也就是目前仍在使用的熊崎式姓名学。1933年，中国留学生白玉光（后改名白惠文）师从熊崎氏研究姓名判断。1937年回国后，征得熊崎氏同意后，陆续用中文出版了《熊崎氏姓名学之神秘》、《姓名之命运学》、《姓名学之奥秘》等三本书，以致熊崎氏姓名学逐渐在台湾、香港等地兴起风行。

　　因只能抓住性格特征及大略的命理趋向，但在处理同名同姓或者某个人具体的后天环境，财富命运、职业选择等问题上很难说服人。因而二次大战后，逐渐出现了各种改良派，但都因准确率低而被淘汰。对于凶名、吉名的概念应该是相对的，凶名也就是通常讲的笔画凶和三才配置凶而已；网络天才“史玉柱”这个名子就是个例子，无一吉的笔画，却是百亿身价。凶名既出苦命人，又出伟人，只有经得起考验的人，才能成就大事业，而经不起风浪折磨的人却成为困厄夭亡的之命，吉名则表示一生平顺，讲究中庸。所以说吉名的人可以达到中富中贵，大富大贵的人非兄名而不能成名，只能通过重重磨练，才能拥有成就大事业的毅力、智慧和道德情操，才能认识自我，突破自我，达到常人所不及的极限。可见熊崎氏理论在物质财富等方面论断的欠缺性，它所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。目前在市面上出现的有三柱姓名学，四柱姓名学，五格姓名学，卦象姓名学，八字喜用神姓名学、音灵姓名学，实划数姓名学、十二生肖姓名学，易经姓名学，八字喜用神姓名学，八格姓名学，十二格姓名学，也有以字义，字形，论姓名吉凶等等。理论颇多，千姿百态，众说不一。无论如何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还是要从数的概念上去分析内在隐含的相对吉凶祸福的暗示和诱导，还是要做好理论验证和统一，才能够逐步完善现代姓名流派的理论体系。树立主要理论和辅助理论体系，从辩证的角度去看待数和三才配置的吉凶的相对性。